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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寅昆山游记
九月下旬，时令虽已入秋，但江南却依然闷热。与我久未联系的诗人小海从苏州突然打通了我的电话，邀我到昆山小聚一下。我因正忙于写作关于法国哲学家乔治.巴塔耶的文章，怕中断以后再捡起来很麻烦，再加上天气比较热，有点不想动，但他坚持要见面。并且，为了说明此次聚会的重要性，他还特地告诉我，他已经约了刚好回苏州探亲的小说家巴桥兄和现在昆山工作的写散文的王啸峰兄一起来见个面，到时大家一起聊一聊。我只好答应了。其实，我与小海已经有五六年都没有联系过，更不要说见面了。尽管苏州和上海的距离并不远，开车最多一个多小时就可到，而在现在这个高铁时代已几可用近在咫尺来形容，可我却很少去苏州，虽然期间也曾到过苏州一两次，但即使去，我也都没有和小海联系。因为我感到，好像不只是小海，还有别的朋友，这些年来，似乎也都提不起见面的兴致了。
而在多年前，却不是这样，小海经常利用在单位值夜班的时间，给我打免费的长途电话。那个时候，每次接到他的电话我都很高兴。我们无话不谈，聊朋友的近况，谈文学的新变，甚至还有彼此的家庭和工作，当然，我们谈的最多的还是自己的写作。有时候，他兴致上来，还会在电话里给我朗诵一两首他新写的诗。可
不知怎么搞的，忽然有一天，小海的电话没有了，从此之后他就像去那个地方“潜伏”了一样，再无音信。有时，偶尔从别的朋友那里听到一点他的零星的消息，这些消息似乎也都很平常，无非是工作变忙了，小孩也长大了等。可渐渐地，我也很少在杂志上看到他的诗了。
与此同时，我收到的文学杂志也越来越少。因为新世纪以来，随着“市场拜物教”在我们国家的盛行，不断有文学杂志被强行“断奶”后抛向市场。为了谋生，这些杂志被迫改版成时尚，文化类杂志，或者以改成面向中学生为主的青春读物，当然，这还算好的，有的杂志则在几经改版和转手之后已不知所终。而寄给我的文学杂志也就因此消失了不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一直在大学里教书的我，为了能够在学院里生存下去，也不得不开始了“奋斗”，先是重新回炉去读博士，接着去国外做访问学者，而主要的工作就是去写那些能够在“核心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忙乱之中，已很少再像过去那样能够不停的写小说，因而与各种文学杂志的联系也就慢慢的中断了。
倏忽之间，时间也就像流水一样过去了。
我觉得自己好像，事实上就是，一下子步入了中年。而我也越来越少主动和过去的老朋友们联系，因为我们都已经不再是过去的自己。当年的那批一起
搞文学的朋友早已星散，即使我们偶尔见面，也都小心翼翼的尽可能不去问对方又写了什么。因为无论是当年的朋友，还是我自己，都已经很少再写那些已经很少很少有人再看的文学作品了。我们似乎都已经成为我们过去所不是的人。就像我为了生存去写论文一样，有人去写电影和电视剧，有人去做出版，有人去开广告公司，有人成了报社老总，还有人去做公务员，乃至去做时髦的网站。我不愿意因为过去自己曾经当过作家就同情和理解自己，自然也不愿意理解和同情我的那些曾经做过小说家和诗人的朋友。因为，有时我甚至想，或许，我们现在的样子才是我们应该成为的样子。
然而，直到去昆山的前一天，当我收到经历这么多年的风雨依然健在的《作家》杂志，习惯性的翻开目录的一霎那，我立即明白小海为什么坚持要和我见面了。因为，就在这期《作家》上，刊登了他的诗剧《大秦帝国》。而与朋友一起分享自己新作问世的快乐，一直是小海的习惯。我不由得笑了起来，看来，这次昆山与朋友们聚会的最重要的主题大概就是庆祝小海的这首长诗发表了。
但玩笑归玩笑，接下来，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这首节奏铿锵有力气势宏阔的长诗，作为一个曾经是小海诗歌的忠实的读者，小海的变化让我吃惊。因为此前的小海
的诗歌大都是抒情的短诗，以叙事为主的长诗，并且是史诗性质的诗剧，这应该是第一部。我马上感觉到了小海在这部诗剧里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的那种力量。这是一种试图复活和重构历史的冲动，而我觉得，借这部诗剧，他意欲激活的还不仅仅是已成为民族神话原型的秦始皇的故事，还有自己这些年蓄积下来的深厚的诗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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