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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国重劳工

今年八月初，我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焦作。四号下午，为了见一个朋友，我特地赶到焦作的商业中心，即民主中路和解放中路的十字路口去与他会面。因为自从研究生毕业到上海工作后，我这个焦作人已经十几年没有回过故乡了，所以就与朋友约了这个只要是焦作人就耳熟能详的地方碰头。在我的印象里，这一带一直是焦作的市中心，不仅有焦作最大的百货大楼，还有焦作最好的剧院和图书馆，尤其是那幢带有钟楼的邮电大楼，高高的耸立在路口一侧，一度是焦作最高的建筑。小时候我喜欢集邮，经常骑着自行车到这里来买新发行的纪念邮票，每次，我都会为塔楼上面的巨大的圆形钟面所散发出的现代气息所吸引，所震撼。如今十几年过去，虽然这座钟楼与周围的建筑相形之下已经变得低矮，可这里不仅仍然是市中心，而且变得更为热闹，也更为繁华。这繁华，不只是路边的那几幢老建筑或重建或翻新后加装上的巨大的玻璃幕墙，还有进出附近肯德基和麦当劳的如潮的人流，以及红灯一亮就会在街道中央排成一串的各种各样的小汽车，当然，也少不了从临街的店铺里传来的刺耳的流行歌曲的声音。

但这些变化都还只是表面的，这十几年来，类似的变化在任何一座中国的城市都会发生，而在我看来，这座位

于豫西北太行山麓的小城的变化还远不止这些。近年来，在上海，每当我向初次见面的朋友介绍我是焦作人的时候，对方都会迅速地回应，哦，云台山就在你们那里呀，而且，十有八九，朋友还会加上一句，焦作是个旅游城市啊。而每到这时，我都会感到有些犹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们才好。因为，在我的记忆中，焦作的形象似乎总是十几年前那座灰扑扑的北方小城，与山明水秀的旅游城市相距甚远，那时，在我报出焦作这个地名后，朋友们好像都要先在脑海里搜寻一番，然后才用试探的口气问我，焦作是不是个煤矿？可仅仅十几年，这座昔日的煤城和后来因成为铁路交通枢纽焦枝线的起点而闻名的城市，竟然已经脱胎换骨为一座著名的风景旅游城市了。我觉得所谓沧海桑田，也莫过于此，而这才是我为故乡这十几年来的变化真正感到吃惊的地方。

因为来的比约定的时间早了些，又觉得街上太吵，我就带着女儿到了附近的焦作矿业学院，准备进去走一走，以消磨时间。女儿已经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认得不少字，当我带着她走近矿院的大门时，她却问我，大门上的名字不是叫河南理工大学吗，为什么我偏要说是矿院呢？我这才注意到，1995年夏天我最后一次回来时刚把校名改为焦作工学院的矿院，如今已再次改

名了，我忽然想起，新的校名应该是2004年改的，记得当时我一个同学到上海出差时还对我提起过。我只好含糊地向女儿解释，这就是我所说的矿院，只是现在改名字了而已。

还好，她要是知道矿院此前早已经改了一次名字，真不知会怎么想，因为，很难想象，一个人会因为年龄的变化而不断更改自己的名字的。这些年来，大学改名已成为时尚，或为好听，或为吸引生源，总之，是名头越大越好，比如，我所熟知的武汉的一所工学院，这些年来就先改为理工大学，再改为科技大学，下一步，还真不知道有什么名字好改。更不知，这种现象，若是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仁们看来会做何想。但焦作矿院改为焦作工学院，却是一次“正名”行为，因为，这所创建于1909年原名焦作路矿学堂的学校，从1932年起就已经开始叫这个名字了。而且，它还是河南历史上第一所正式建立的高等学府，并且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所高等矿业学府。

以前读中学时，我常来矿院玩，有时还和同学到矿院的操场踢足球，所以对矿院的校园很熟悉，因为想给女儿拍几张照片，想找个好看的背景，我就带着女儿往大门右边的焦作工学院的老校园走去。从我就本科时就读的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到研究生时就读的南京大学，

再到我曾执教过的上海交通大学，到现在任教的同济大学，都已经有百多年的历史，再加上我曾经去过的国内的一些历史悠久的大学，总有一二十所，但不管哪个大学，总有一个感觉，那就是，只要是老大学，凡是49年前的校园建筑，都很好看，也很耐看，之后的建筑虽然体形可能庞大，功能可能更全面，可却不好看，大都显得简陋甚至丑陋，我觉得，这不仅是新中国建立后经济拮据所致，也应与其对建立和管理大学的思想，以及所尊崇的独特的建筑美学有关。当然，这种思想也好，美学也好，现在看来，是不是那么令人满意的。

可让我意外的是，当我们向校园西侧的焦工存留的49年前的老建筑走过去时，看到校园里到处都在翻修，随处可见堆积着的建筑材料和戴着安全帽忙碌着的工人，这多少使我有些纳闷，即使利用暑假整修校园，也用不着这么大的规模啊。直到我在路边看到几幅将要在今年，也即2009年9月迎接百年校庆的标语才恍然大悟。原来，不知不觉间，这座建于1909年的校园，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

焦工的老建筑都是用青砖砌成的西式建筑，体量不大，却很精致，如东小院的房子，就是典型的英国殖民地建筑风格，有着方形的柱廊。而焦工的标志性建筑则是立面呈品字形，爬满青藤的三层

楼的工程馆，当我带着女儿绕过楼前立着的著名的矿产学家孙越琦先生的半身雕像走进去时，发现里面同样堆满了建筑材料，从楼道里不时传来刺耳的冲击钻声和切割建筑材料的声音，不知道这次整修是恢复多年前的原样呢，还是像上海新天地的那些石库门建筑，只保留建筑的外观，而对内部予以重新安排？但不管怎样，这幢建筑能够保留，总是好的，因为无论如何，半个世纪以来，在对我们的历史进行了无数次的否定之后，终于进入了否定之否定的阶段，开始承认和认真对待这一百年来我们所走过的道路。我想，倘若那些曾为中国历经坎坷走到今天而付出巨大努力的人泉下有知，当也会觉得有些许欣慰。

可能是刚下过雨，再加上正在翻修校园的缘故，路有些不是很好走，女儿忍不住议论说，这个大学太破旧了，比不上时下我所任教的同济大学。其实，少不更事的女儿不知道，这所大学所走过的道路与2006年刚度过百年华诞的同济大学一样漫长，而且，与那些位于通都大邑的声名显赫的大学相比，它虽然厕身于焦作这座不起眼的内地小城，但在对国家的进步和工矿业的现代化所做出的贡献上，却自有其不遑多让的辉煌。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它从设立开始，就注定了其后来的不平凡的命运。事实上，考察中国早

期出现的现代大学里，焦工的创立是很特别的一个。首先，这要从20世纪初曾兴盛一时的英国福公司（Pekingsyndicatelimited）讲起。1896年，意大利人康门斗多·恩其罗·罗沙第来中国河南，山西和陕西考察煤炭资源，回到欧洲后就创办了福公司，以专对中国煤矿投资。而福公司选定的开矿地址，就在焦作一带。其时还是个小村庄的焦作，也因此而兴起，一跃成为河南这个内地大省最西化，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最现代化的城市。河南最早的自来水，最早的发电厂，最早的电灯和路灯，甚至还有最早的电影放映活动，都在这里产生，而这座城市的最早的一条街道，也是1904年由福公司在自己的生活区建立并以总董事长名字命名的詹美森街（今民生街）。可以说，是福公司打造和建立了这座城市。而焦工的兴起，自然也与福公司的出现密不可分。

1898年6月21日福公司与时任福公司中方经理的刘鹗（也即《老残游记》作者）指使姻亲所创办的河南豫丰公司合作，在北京总理衙门签订了《豫丰公司与福公司议定河南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产章程》。这个章程固然是为福公司掠夺焦作的矿产资源服务的，但是，其中的第十三条却颇出人意表，“福公司于各矿开办之始，即于矿山就近

开设矿务铁路学堂，由地方官绅选取青年颖悟学生二三十名，延请洋师教授，培养专门人才，以备路矿因材选用，此项经费由福公司筹备。”这当然与当时主事的清政府河南官员的努力有关，实际上，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才得以建立焦工，因为福公司在焦作开采煤矿后，并未如约建立拟议中的“矿务铁路学堂”，双方又历经艰苦的谈判，于1909年初，办事官员才又与福公司签订了《河南交涉洋务局与福公司见煤后办事专条》，其中第八条明确规定：“路矿学堂，议定本年春季开办，除饭食由学生自备外，所有堂中宿息、舍宇、游戏场以及教习员司、夫役薪工、书籍、文具、仪器、标本、灯火、煤水，统归福公司筹给。”是年3月1日，该校终于在焦作建立，因此得以命名为“焦作路矿学堂”。学堂由福公司出资，河南交涉洋务局选派提调田程任监督（校长），聘请了四名英国教习和一名中国教习，设矿物学门，学制四年，开始专门培养采矿，冶金和铁路方面的人才。

而近代以来，由海外的机构出资创办的大学，大多为各种教会团体创办的教会大学，而焦作路矿学堂却是由外国的企业出资的，更重要的是，福公司之所以同意出资建立这所学校的，也并非自愿，主要是由于河南政府相关办事人员的要求和努力才得以

施行，由此亦可看出，晚清官绅在“师夷长技”时的态度，他们胸襟的开放及远见，以及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态度，多少是有些出乎现在的我们的意外的。这应该是很耐人寻味的一个现象。也许正因为这样，当福公司向中国政府提出扩大矿区被拒绝并因此于1913年12月停办了路矿学堂后，1915年，由华商所组成的中原煤矿公司成立伊始，就表示愿意同福公司共同负责路矿学堂的经费，之后在与其合组福中公司后，立即恢复学校，并更名为“河南福中矿务学校”，后又依次改名为福中矿务专门学校，福中矿务大学，而学校也再次明确“常年经费银两五千两由福公司担任之，如有不敷时，由福中总公司暨中原总公司担任补助。”1926年福公司停办后，学校的学费基本上就由中原公司来承担了。而且，此后无论企业效益如何，中原公司都尽力扶持学校，使学校得以在其后的艰难时势中维持并发展。当然，学校也在回报公司，那就是它所培养的学生，都陆续成为各矿的栋梁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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