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考古学与民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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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是一门历史科学，主要是用直接观察的方法来研究世界上各民族的生活特点和文化特点以及这些特点的发展规律”，“因而，民族学所关心的是婚俗、亲属关系、政治经济体系、宗教、民间艺术和音乐与思维行为模式，以及在当代各种不同社会这些模式有些什么不同，民族学家还研究文化动态，即各种文化是怎样发展变化的”。民族学家通过对现存民族的生活特征和文化特点的直接观察和调查，对现有材料进行科学的分析，并根据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唯物辩证法的指导，追溯这一民族的发展过程和全部历史。然而，由于地域、交通、语言方面的阻隔，加上民族偏见，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对少数民族的记载是非常少的，有些记述也存在着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的现象，与实际情况不符。民族学为了要弄清某一民族的历史，特别是族源，以及各族原始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需要考古学提供宝贵的研究资料。同样，当考古学家不再满足于对出土的遗迹和遗物的分类、整理等基础研究工作，而是把目光聚焦到阐释当时社会的组织结构、生产生活方式、精神活动等非物质性的内容时，就需要民族学资料的参考，因而在艺术考古学与民族学之间搭起了一座相互沟通的桥梁。

（一）艺术考古学为民族学研究提供丰富的实物资料

史前和先秦时期人类创造的文化，由于缺乏文字记载，主要是由田野考古发掘的各类遗存提供的。夏鼐先生首先提出“在考古工作中，发现某几种特定类型的陶器和某些类型的石斧和石刀以及某些类型的骨器物和装饰品，经常地在某一类型的墓葬（或某一类型的住宅遗址）中共同出土。这样一群的特定类型的东西合在一起，我们就叫它一种‘文化’”。考古学研究中，把属于同一时代、分布于共同地区、并且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群遗存，以首次发现的典型遗址所在的小地名作为考古学文化的名称。在新石器时期有“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等文化类型；在商周青铜时代，西北地区有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卡窑文化、沙井文化，西南地区有三星堆文化，江南地区有楚文化、吴越文化等，“从考古学文化这一方面来考虑一个考古学文化既是有一群共同特征的遗迹和遗物的遗存，而这种特征除了生产力水平和自然条件等原因外，又是由一定的心理状态、风俗传统、审美观念等因素造成的，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当然是由具有不同心理状态、不同风俗传统，不同审美观念的人们所遗留的”。分布于不同的时代和地区，具有风格各异的文化特征，往往对应着各不相同的氏族、部落和部族。虽然考古学文化最接近历史上的民族概念，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代表了各不相同的史前民族共同体，但对于具体属于历史上那一个民族的确定，却是相当困难的，已故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其名作《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中忠告道：“应先对各地考古学文化的内涵、特征、时间源流与空间交流疏理清楚，不要急于比较文献记载的民族”。然而，考古学文化的民族特色又是一个确然无疑的客观存在，不同考古学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史前艺术品，具有各自独立的民族艺术特征。每一个民族因为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从事的生产方式、继承的文化传统等因素的不同而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民族心理，以至于造成在情感活动和审美取向方面的差别。不同的民族心理造就了不同民族艺术家独特的情感和创造力，从而创造出了独特的民族艺术，形成艺术的民族特点。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有许多是民族艺术家情感和审美的创造物，体现着这个民族的审美心理、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等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观念，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是以无数次的文化族群的组合与重组为基础的，一部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史是由生活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的各民族劳动人民共同创造的。在史前新石器时代，辽阔的中华大地存在着许许多多以氏族、部落、部族等形式出现的原始民族，即使进入阶级社会后，也并非按照以古代历史典籍为依据的传统历史研究观点：中国古代文明的发源地在黄河流域，是华夏民族建立的夏商周三代，以青铜器铸造和礼制的建立为主要特征，而是“从龙山时代开始，中国的各个区域都发展了大大小小的平行的、互相竞争、彼此交流的王国。龙山时代的王国（苏秉琦先生称之为古国）规模尚小，遗址中还只有小件红铜器物。到了夏商周三代，中国各区域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国家；在黄河流域有夏商周，在长江流域也有规模相似，势均力敌的方国，如最近发现的四川三星堆、江西大洋州所代表的政治势力。这些国家经过两千年征战吞并的结果，到了东周只剩下十几个大国，到公元前221年，完全为秦所灭，中国首次形成一个大帝国”。

西南地区的青铜文化以三星堆巴蜀文化和云南的滇文化为代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两个祭祀坑内出土了一大批具有古蜀民族特色的金、玉、铜、石质地的艺术品，主要有金杖、黄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青铜鸡、青铜蛇、青铜鸟、青铜树、玉璋、玉戈和象牙等。云南的滇文化盛行于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在遗址和墓葬中，青铜器的数量非常大，制作也很精美，最著名的有青铜贮贝器和铜鼓。贮贝器是专门用来贮存海贝的，在器盖或器身大多装饰有祭祀、战争、纳贡、播种、纺织、放牧、狩猎、舞蹈等图案。1957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祭祀场面贮贝器，盖上共铸有127个形态、动作各异的人像，是一个杀人祭礼场面。干栏式房屋楼上的三边排列着铜鼓，一边有供上下用的楼梯，正中是一“滇”人贵族形象，坐在高凳之上，另有八人列坐两旁；下层右方的人穿着后幅甚长之衣，杀牛宰羊，准备食物；下层左方一猪一马，看似待杀；旁边有似蛇喂孔雀和饲虎之人，虎和房屋之间有一架，上悬一铜鼓和一錞于，一男子正持锤击之；房屋对面看似广场，中置一柱，上蟠蛇两条，一蛇作噬人之状。柱旁有一木牌，上缚一人，又有一戴足枷的“昆明”人，似为牺牲；两旁稍近处有两个高与人齐的巨型铜鼓，是祭祀用的重要法器。

汉高祖刘邦建立的西汉王朝，幅员辽阔，国力强盛，奠定了华夏民族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的主导地位，汉民族的称谓、中华民族成为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综合体，当由此而来。所谓民族是“指人们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的、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当确立了汉民族的主体地位以后，就有了少数民族与非少数民族的概念。秦汉时期开始，在以记录王朝更替为主线的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有关古代少数民族的记载就屡见不鲜了。匈奴、鲜卑、丁令、貉族、肃慎、羌族、藏族、苗族、越族、濮族、白种诸族等古代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舞台上，扮演了许多不同的角色，共同演绎出一部民族兴衰存亡、民族融合、民族大团结的中华民族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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