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咏霖得到的这份报告上描述的是一些分配到基层农村里担任农会指导员的政工干部和一些乡农会会长的作风问题。
报告上说因为复兴会组织在基层展露出了极强的组织力和行动力，加上明政府的政府信誉极高，使得农民非常信任复兴会派来的指导员和复兴会的上级组织部任命的乡农会会长。
这种情况极大的促进了农民和农会之间的关系，也使得农会可以最大限度的组织农民办大事。
可是随着时间推移，一些地方的基层出现了村农会指导员、乡农会会长独断专行、一言以决村、乡全部事务的情况。
根据监察部的走访和调查，很多村庄农会的搭建主要都是复兴会政工干部的功劳，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建立了自己对农民们的绝对信誉和权威，乃至于可以绕过农会对农村事务做出决策。
而后来被农民们推举的本地农会会长以及村民们组成的农会反而是空架子，沦为指导员做出决策之后的执行机构，没有其他的权力。
因为不具备学识的硬伤，相当长一段时间，农会的搭建和农会的生产都是指导员一力承担，这需要权力的集中，需要高度的话语权。
一开始，这的确是利大于弊的。
因为只有指导员具备那个能力把农会搭建起来，并且组织大家完成土地分配、登记和恢复生产的工作，其他人不行。
所以这一阶段，大大小小的农会组织完成建立，明政权得以高度统合基层力量，完成了很多在南宋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但是随着几年来扫盲教育的大力推动，农民们逐渐脱离蒙昧，有了一定的知识，有了一定思维能力，而村子里的指导员们却似乎还没有从大家长的身份完成属于自己的转变。
他是来辅助工作的，不是这个村子里的太上皇，不是来这里对大家指手画脚作威作福的。
然而实际情况就是如此，指导员们因为建立农会、分配土地、恢复生产和指导扫盲的巨大功劳，使得村民们包括农会会长都习惯性的无条件的服从他的指令。
苏咏霖最初设计农会制度当中规定的农会领导层由全体农民选举产生、农村事务决策需要农会全体表决这两条几乎就没有运行过。
当然，最开始这条制度确实没有运行起来的条件，大家依靠惯性推举农户中大家都能服气的人来做农会会长已经是极限。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认字的农民们多了起来，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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